汉中在线讯（通讯员 唐波） 春节刚过,他几经周折,为武汉新冠疫情防控捐款,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高度的政治敏锐感和责任心。
1000元,数目不多,但这是一个连续做了40余年村干部退休后差不多一年的工资。
1月26日（大年初二），一个70多岁的老人风尘仆仆地来到宁强县慈善协会捐了1000元钱现金,要求转到武汉,为疫区做点贡献。工作人员很感动，通过反复询问得知老人家住本县高寨子街道办韩家坝村，叫高邦林。因前几年老伴和他本人生病住院期间，政府给了他们十多万元的救助，现在国家有难，理应回饱馈社会,其余不愿透露任何信息。
宁强县慈善协会抗击疫情捐赠统计表
笔者多方联系，2月6日找到了高邦林老人。他今年78岁，是一名老党员。解放后从韩家坝村(幸福大队)第二任支部书记干起，连续当了41年大队/村干部。
高邦林出生于1942年,57年小学毕业,学了两年医,64年担任城关区高寨子公社韩家坝(幸福) 大队会计。年轻、精力旺盛、事业心强,但文化水平低,工作经验不足。为了能早日胜任工作, 高邦林边工作、边自学、边摸索,同时虚心向别人请教,很快便进入了工作角色。由于工作积极,同年他入了党,提拔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作为一个10多口大家庭的当家人（上有爷爷奶奶、父母,下有6个儿子）,高邦林家的日了过得捉襟见肘,他也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但为了乡亲们能早过上好日子,他舍小家,顾大家,一心扑在工作上。他先后做过大队(村)主任、支部书记等职,直到2005年退休。
“催粮收款,刮宫引产” 是那时农村基层干部的真实写照,枯燥而繁杂。高邦林没有被繁重的工作压倒,反而还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因此多次受到表彰。
文革期间,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时任韩家坝大队支书的他,顶着重重压力,办起了养猪场。经过几年的努力, 其发展规模之大,效益之高,成为远近闻名的典范,报刊广播不断宣传,外乡外县外市纷纷前来取经,韩家坝成为名负其实的幸福大队。
不唯上,不唯书,只为实。高邦林连续当了41 年村干部,说明他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在群众中有很好的口碑。他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有一年大旱(土地刚承包到户),大队上千亩稻田面临绝产, 高邦林给乡上打了报告:要求开闸放心浇田,在乡党委书记犹豫不决时,他带领几个群众果断开闸放水。稻谷得救了,但由于大面积停电,导至火柴厂、农械厂等几家龙头企业停产。高邦林因此受到了相应的处分,但他一点也不后悔。
2005年卸任后, 老人退而不休,他仍然关心时政，爱好学习。除了自己干点农活外,村里人如有困难,他总是热情帮助,还经常为村组发展建言献策。
命运好像并没有眷顾这个吃了大半辈子苦、干了40多年最基层的农村干部。几年前, 他老伴住院花了30多万，但最终没有把她从死神那里拉回来,好在合疗报销了10多万元；2018年查出他自己患有喉癌，在汉中做手术花了3万多，合疗报了一部分。这就是他上面说的住院期间政府给他们的十多万元的救助。笔者告诉他这是合疗政策。他说国家政策好，人要学会懂得感恩, 懂得回馈社会。
从高邦林那个时代走过来,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不会轻易向命运屈服。面对病魔,他仍然乐观豁达。在汉中查出肿瘤,他开始并不知道。做手术之前,医护人员及家属试图隐瞒他,但高邦林说他在做手术之前一定要弄明白,非要看检验报告单。出乎医生和家属意料的是他看了检查结果非常平静,没有一点惊慌,做手术时也很配合。
出院后,他仍然不愿给儿孙添麻烦,还是一个人单过。自己种点小菜,捡点垃圾换点钱(虽然儿孙们反对) 。退休补助、高龄补助、养老保险, 6 个儿子每家一年给1200块钱的养老金,高邦林的日子还是过得很舒坦。可他闲不住，去年门前公路改造，他看工地挣了3000多元，每年摘白果叶子也能卖几点钱。他生活很节俭，但是遇到邻里乡亲有困难，却很大方。
大年初一(1月25 日),高邦林在新闻中看到湖北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报道。第二天一早,他背过家人，怀揣自己省吃俭用的1000元钱，骑上电瓶车，冒着严寒来到10多公里外的县城，先是找到县政府，然后到了县慈善协会捐了款，并叮嘱工作人员想办法转到武汉。
高邦林在家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新闻
“经济基础跟人的思想境界和信仰不成正比,人的一生可以平凡,但不能平庸。虽然我身体不好，但我乐观自信，想利用有生之年为社会多做点事。”高邦林说。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在国家危难之际，高邦林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担当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