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春阳师傅是在我刚从教不久。那时我在山沟里一座破庙改建的小学校里教书。一天，听说老街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晚上要到山梁那边山洼里的中学去演汉剧，我唯恐错过了听戏的机会，于是天刚黑就蹿进了中学那间土木结构的大教室。
汉剧演出开始了，拉京胡的是区医院的李医生。李医生身边坐着个衣着朴素的老青年，约一米六十的个头，留着平头。他手里摇动着当地老汉剧团遗留下来的板子，谨慎地打着他十分生疏的板谱。身边有人告诉我，他就是春阳。以前我只闻其名，却未见其人。半年前我从当地散发的手写油印歌页里看到了他给几句革命歌词谱写的简单曲子，便猜想着他是怎样的一个土包子疙瘩。
过了几个月，我居然被调到了老街学校任教。春阳的家就在老街。我三天两头都能撞见春阳。他是上街生产队米面加工厂的技术员，也就是干打米磨面的活儿。因为他有文化，人又聪明，在生产队里，能开也能修理那样的柴油机的人，非他莫属。这活儿虽然弄得他整日蓬头垢面，油里巴鸡，但比起他在烈日下犁田打耙，锄禾担粪却要舒服得得多。因为加工厂有石板盖成的房顶，有泥巴筑成的厚墙。野外太阳晒死人，厂房里却凉快得很。那厂里除了技术工春阳，还搭配了一名漂亮的女知青，她是负责记账收款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话一点不假。春阳不但技术活干得利索，脑子里的文化元素也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机器不响的时候，春阳总是乐意把自己知道的文化讲给那位记账员听。久而久之，在记账员心里，春阳那个脑壳简直是个无所不知，无事不通的怪葫芦；春阳那张铁嘴，伶牙俐齿，幽默风趣，言辞尖锐；他针砭时弊，尖酸刻薄，讽刺有力。这张嘴简直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凡跟他舌战过的人，也都是战败方。因为佩服春阳的智慧、口才和能力，也因为春阳手里有技术，记账员尊称春阳为春阳师傅。后来我也跟着记账员叫春阳师傅。
那时春阳家的破房子位居中街偏上的坡坎上。他还是个铁匠，家里开着铁匠铺。我去家访的时候，他正在打铁。他放下手中的铁锤和钳子，一边拉风箱一边跟我聊着娃娃的事情。他家人口多，上有七十多岁的老父老母，下有儿女四个，都还小得很。大的八岁，小的一岁。他妻子是个十分勤劳又善良的人，虽然生着两颗焦黄的豹牙。但她面善，一点儿也不可怕。那年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春阳农闲或夜间打铁弄点儿油盐钱，也算是资本主义尾巴了。因此也时常有革命干部对他吹胡子瞪眼地过问。由于春阳一向看不起这些半文盲，对这些人也就冷眼相对，出言不恭。如此一来，自然就有刺伤这些人的时候。而这些人每每见春阳自高自大，目中无人，自然就怀恨在心，于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就割到春阳屁股上了。由区上革命干部直接主持的生产队群众大会上，斗争的矛头直指春阳。很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而春阳却面不改色。他义正词严，一连串的反驳和质问，竟弄得那些革命干部有口难开，成了哑巴。酝酿许久的批斗会也不宣而散。春阳还是往日的春阳。
五十年代末，春阳师傅接受过初级师范教育，毕业后也曾在小学校做过民办教师。那时农村的民办教师每月只享受六七元由国家财政发给的生活补助，另外还有生产大队按全年所得工值分给的基本口粮。那都是些粗粮，诸如苞谷、稻谷之类。一年下来，要想如数分到这些粗粮，那还得搞好人际关系才行。这样的报酬只能勉强养活春阳自己。春阳的父亲扛不起维持全家生计的重担，一气之下就去学校把春阳叫回了家。从此春阳就再也没遇上走出家门谋求发展的机缘了。
春阳还是个木匠。虽然没见他展示过精湛的木工手艺，但普通家具他还是能够打造出来的。做门窗刨檩柱，造屋架装板壁这些技术也不在他话下。他喜欢一边做活一边讲笑话。他讲的笑话少说也有一半都是整人的。开始让你听得十分投入，听完了细细一想才知道自己被他讽刺了，嘲笑了，挖苦了。端午节那天他对几位教书先生讲述一副趣联的创作过程。他一边刨着木方，一边慢条斯理地讲道：这件事发生在旧社会。端午节那天，学堂里的一位外地老先生，看见学校附近人家门上挂上了蒲艾，而自己身在异乡不能回家过节，孤独之感油然而生。他想，他这么多的学生，家长们也都喜欢他，为何就没有一个人请他到家过节呢？这时，他忽然想起一位学生的妈妈来。这学生的妈妈不但模样秀丽端庄，还识文断字，丈夫在外做生意。他平日里与这个学生的妈妈照面时都文来文去——之乎者也，那女人也对他说过，要是先生有空的话，不妨去她寒舍小坐。他也曾去小坐过。今天过节，何不写几个字让学生捎回去给他妈妈？老先生站在学堂院子里的那簇翠竹旁触景生情吟道：“竹本长节，节节焉能空过？”他马上回到书房写好了这一上联，并吩咐这个学生带回去给他妈妈。学生匆忙跑回家，将先生写的东西交给妈妈。妈妈看了先生写的东西，对着庭院里的那棵挂着隔年干果的松树出神了一会儿，便回到书房回了下联：“松果起层，层层都是干包。”学生将妈妈写的东西交给先生看了，先生摇着头唉声叹气，哭笑不得。
春阳师傅机智，不但街坊四邻信得过，就连初次跟他打交道的外来人也都信得过。然而有一回他却乖乖就范了。当地一名一流木工正在一间空闲教室里给一位领导打制一套带柜的床，春阳师傅逛过来观看那木工的手艺。这木匠姓蒋，知道春阳机敏过人，嘴笔两能，就决定跟他开个小玩笑，叫他乖乖就范一回。在春阳师傅对他的手艺评头品足的时候，蒋师傅接上了话：“春阳师傅，我觉得这床啥都好，就是显得高了点儿，你说是不是？” 春阳一向喜欢借机嘲笑人，蒋师傅的这句话正好递进他的嘴巴。春阳道：“高点儿才好，高点儿的床狗爬不上去。”春阳得意地笑着。蒋师傅见春阳已经乖乖就范，就一本正经地告诉春阳：“这床是给高专干打制的，宽窄高低都是他自己给的尺寸呢。”春阳的脸顿时羞得绯红，就连耳朵也羞红了。他啥也没说，一转身就走了。谁都知道，高专干的老婆是春阳师傅的姑姑。
春阳也是个面点师。蒸馒头炸油条打烧饼样样都会。但最擅长的还是打炕炕。老街旧时的饼名叫炕炕，长五宽四，半指厚，若干层。四条刀印将一饼划成五个等分，饼的两面粘着芝麻。这炕炕是用木炭火烤出来的，特别香特别脆。春阳师傅最会算成本账，时下一斤木炭一块五，一斤芝麻十块，一斤面粉两块五，如此烤炕炕，能赚钱吗？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不再采用传统方法炮制，他利用大油桶设计制造了一种烧石煤的烤炉。简单地说，这炉子分两部分，下部炉心燃石煤，上部空间是烤箱，顶上捂住烤箱的是铁厫。这炕炕的胚子先在铁厫里烫到七成熟时，就放到铁厫下的烤箱里烤。当第二批胚子达到七成熟时，烤箱里的炕炕正好烤熟。以此流水作业，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只是，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那炕炕的味道实在不敢恭维，那炕炕上的芝麻也少得可怜。老街炕炕的正宗风味在他那里早已荡然无存了。只有我这样的老相好才舍得掏出五元钱买他五个炕炕，回家瓣散了给鸡吃。鸡吃了这炕炕，一边唱蛋歌，一边找水喝。不过尽管如此，他的炕炕生意也还是有的。毕竟是在乡下，山沟沟里的许多农民只会焖米饭，吃得单一，上街咬馍馍嚼饼饼换个口味的人也还是有的。在他们哪些人的嘴巴里，春阳师傅的芝麻炕炕比龙肉还香。话又说回来，这两年春阳师傅买饼，纯属无事找事。儿女们都各自成家了，他两老口跟着小儿子过，啥也不用他操心。他完全可以过清闲日子。在江苏成家的两个女儿每年都接他两老口过去玩两三个月还不让回来。那年春阳师傅在江苏玩时，还特意为我捡回来几个雨花石呢。
春阳师傅尤爱读书，只要一闲下来，手里捧的都是书本；春阳师傅喜爱音乐，常常沉醉在乐声里。他也能拉二胡。他的手是铁匠的手，木匠的手，揉面打饼的手，握锄把的手，也是玩乐器的手。他有一定的二胡演奏基本功，能在两根弦上变出1-5、2-6、3-7等七个调来。我初学二胡还是他指点变调的。文革后期，老街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在全县也是很出名的，这里面有春阳师傅的功劳。他这人不但有文艺特长，而且还有很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这一点我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因为我也有文艺特长，校长和文教专干安排我担任老街大队政治夜校辅导员。其实政治夜校并不学习毛选，也不学习各级政府文件,而是专门排练政治色彩浓厚的文艺节目，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达到宣传政治之目的。参加排练的除了一伙男女知青，还有几位有文艺特长的老青年。排练文艺节目有专业的导排，我和春阳师傅都在乐队。晚上台上排练多久，台下乐队就配合多久。春阳师傅根据乐队需要，有时拉二胡，有时吹笛子。排练开始时，乐队所有的琴弦，都得跟春阳师傅的笛子对一下调。排练场就在学校院内，一个200w的大灯泡往舞台旁边的杏树枝桠上一挂，满院子亮堂堂的。乐队就在舞台的下边。舞台上的知青们纵情舞蹈着，乐队成员都聚精会神地演奏着。春阳师傅一边吹着笛儿，一边往台上姑娘们身上瞅。从他那神色可以看出，他是要向姑娘们露一手：你们的舞姿再美，也没有我的笛声美。可是他心里越是这样想，手指头就越是不听使唤。吹出的音符就越是格格不入。实话实说吧，不怕得罪春阳师傅，他那十个指头活像十个擂鼓的锤，再加上他的气功及舌头功夫都远远没到位，吐苦苦，苦吐吐，吐吐吐，苦苦苦这些基本功都没学会，怎么可能吹奏出和谐悦耳的乐声呢？可是我们乐队就偏偏喜欢春阳参合。文革结束的第二年严冬，县上通知老街大队文艺宣传队正月初二到县上参加艺术展演，文教专干要将会吹笛子的谭姓老师拉进乐队，我坚决反对。其理由很简单：“谭老师的笛子确实吹得好，可他一向吹的是两个高八度，不但演员唱不上去，还搅得乐队乱七八糟。再说，他一向喜欢以自己为中心，不肯接受批评意见。我们乐队不能接受他。春阳师傅的笛子吹得不如谭老师的好，但他吹的调子高低跟我们相同，又乐意接受批评意见，改错也来得快。就让春阳师傅吹笛子好了。我们乐队里有板胡领奏。可以不让笛子显山露水。大家说对不对？”乐队伙计们都说好。高专干想想也对，就依了我们的意见，打发谭老师回家过年去了。
春阳师傅年青时是当地官吏眼中的一枚钉子，肉中的一颗刺儿。因此他不被官吏看重。但凡有用人之际，机会往往与他擦肩而过。那时代，春阳属于怀才不遇的那种人。眼皮底下，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青年人，不是走上政界，就是进入教育界。而他一肚子学问却派不上用场。我记得他离开生产队米面加工厂以后，时不时外出做木工手艺。那年除夕前一天，春阳的父亲把我叫到家里说：“春阳从辽源那边托人稍了封信回来，请你念给我们听听。”我知道老人请我念家信，是他对我的信任。我拆开信封，展开信笺，一行行清秀的钢笔字令我十分羡慕。更令我羡慕的是，这封信语法严谨，逻辑严密，标点无误，表情达意极有尺度分寸。听捎信人讲，这是春阳师傅把信纸摊在膝盖上一口气写成的，没来得极抄写一遍。那信的大致内容是说，辽源那边的木工活多，时限短，他得抢抓机遇多挣钱，因此这个春节不能回家跟家人团聚。望父母妻儿谅解，并希望家人克服暂时困难度过残年。开春后他做完那边的活儿就回家。我一口气念完信，打量着他们一家人的神色，春阳的老婆强忍着辛酸的眼泪走到一边做她的家务活去了。春阳的父母都叹着气，什么也没说。我估摸他们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有朋友背着春阳评价春阳：“春阳这人纯属地道的吝啬精，他家从不请客吃饭。要想吃到春阳家的饭，除非做了他家的门客。做他的朋友，喝他一杯浓茶恐怕是难于上青天。” 我听到这话心里不大熨帖：春阳不喜欢请客吃饭是事实，但他也从不张着嘴巴白吃人家的饭。他不轻易请客有他的理由：君子相逢淡若水，酒肉朋友不长久。春阳对上不拍马屁，不阿谀奉承。因此他一辈子没请官吏们过到家吃过一顿饭。春阳对好友忠心耿耿，直言不讳，不背不弃。记得我在落难被人戳脊梁吐唾沫的时候，春阳师傅没少关爱我。他除了良言劝导之外，大年初一还请我到他家吃了他老母亲蒸制的大盆菜，还共饮了一瓶葡萄酒。
春阳喜欢跟有学问的、品行端正的人交往，最忌与白丁、泼皮、无赖搭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他一生的座右铭。前天我去他那里约他出去散步聊天，他儿子见我去了，连忙将他从床上叫起来。春阳师傅让我上后楼进到他的卧室。他那凌乱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叠稿纸，上面写着清秀的密密匝匝的钢笔字。他说他正想找我探讨一个旧时的地方小戏。他正在回忆整理台词和唱词。如果可能的话，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小戏排练出来，以免失传。我被他的精神感动了：春阳师傅七十岁了，一个地道的乡村老农，竟对自己喜爱的民间艺术这般地执着。 （文/清流）
